2014-09-24 随着社会发展，信息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司法体系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其信息化发展也日益被重视。警务通、生物体识别、情报系统等越来越多的科技与法律相结合的产物开始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多的高技术企业开始涉及司法体系产品，为解法律人是如何看待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本刊记者专访了北京博雅英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秦野。 科技据需求转化为产品 “科技与法律没有鸿沟，跨界就是创新。”北京博雅英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秦野对本刊记者说，“比如警用车载多功能中央控制系统，它具有视频监控、指纹采集、身份证验证、北斗导航、车联网应用等多种功能，是科技与法律的良好结合。” 秦野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同时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干部考核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级研究员和北大法学院硕士生导师。 “高科技是将灵感转换为用户产品的手段，我很佩服像乔布斯那样能将概念完美转化为产品的人。”他向本刊记者介绍了他当年如何开始创办企业：“当年我与导师在聊天中提到，要是警察部门有一个用于甄别逃犯的便携系统就好了。这个念头一发不可收拾，随后就有了追逃版警务通的出现，至今受到各地警察系统的好评。” 移动警务外观如一般智能手机，警务人员可以利用移动警务产品对常住人员信息、暂住人员信息、重点人口信息、在逃人员信息、车辆信息、驾驶员信息等进行迅速地查询，随时随地获得公安业务信息的支持并实现实时比对。也可以现场采集信息及时回传公安内部信息中心，特别是照片和相关图片的传输应用。除了追逃版，企业目前已开发出交巡警版、刑侦版、派综综合版等多种专用版本。 具有多年检察官工作经验的秦野自此走上了以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为手段的“科技强警”之路。 “民用是一个最大的市场，我们当然也很注重这一块。车载中央控制系统是最适合警转民的产品之一，从产品的技术以及质量来看，我们都具有优势，关键是在于以最低的价格和最好的服务在车联网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去年6月，全球移动通信协会GSMA与市场研究公司SBD联合发布的《车联网预测报告》称，到2018年，全球车联网市场总额将达390亿欧元。就中国市场而言，前瞻产业研究院分析师认为，未来5年，中国车联网市场规模接近2000亿元。 参与车联网市场的角逐是否意味着要面对其他车企的巨大压力？对此，秦野解释说：“对于汽车厂家而言，车联网一般不是主要的研发方向，因为他们在不懈追求汽车本身的改进与提高。而车联网方面更适合车企委托于其他专业方面进行合作，信息服务是车联网的核心，我们有产品的研发能力和自己的云计算中心，目前已和多家企业达成合作。” 挂牌新三板为公司打了强心剂 “本届政府强调的金融直接服务于小微企业，在新三板上得到了直接的体现。”秦野显得有些兴奋，“没上新三板以前我们还要追着银行要贷款，现如今可以顺利的与银行展开战略合作，放贷之路是一路绿灯。新三板可以说是公司信誉度的一张名片。” 博雅英杰于2011年3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在新三板上市后不光是得到了金融方面的有效支持。秦野说：“挂牌之后公司信息被透明公开化，促进了企业规范管理和健康发展。另外，对于公司员工的凝聚力也大有助益。” 新三板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俗称。2006年，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公司进入代办转让系统进行股份报价转让，称为“新三板”。2012年，经国务院批准，决定扩大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试点，首批扩大试点新增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天津滨海高新区。2013年底，新三板方案突破试点国家高新区限制，扩容至所有符合新三板条件的企业。 2014年以来，随着新三板扩容至全国，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截至目前新三板存量挂牌企业已突破1000大关，同时流动性有所改善，由此大大增加了PE机构参与新三板投资的意愿。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挂牌业务部总监胡益民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新三板企业定增融资金额90亿元，今年有望突破100亿元。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特别是营业收入规模较小、处于发展初期的高科技与新兴产业企业，很难获得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同时，受上市门槛限制，又被中小板、创业板拒之门外。在此背景下，新三板为中小企业开辟了一条新的融资途径，满足了企业发展所需资金需求。另一方面，挂牌新三板将帮助中小企业完成财务、信息公开，治理、运作规范等方面的初始化工作，为上市做好充分准备。 “挂牌新三板也为我们未来进军创业板乃至主板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秦野说。 盼降低门槛抓紧监管 现如今的高技术企业在发展之初基本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生存难题，如何好好地“活”下去，在秦野看来：“现代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不是红海竞争，而是企业在成立、发展期间所遇到的各种‘门槛’。‘门槛’的设置采取是事前控制办法，也是被动行为。从法律角度、公平角度来说，事后监管这种主动行为更要被重视。” 博雅英杰在发展过程中同样遇到过很多“门槛”。他认为就算设置再高的门槛，一些图谋以不正当手段谋私利者依然会想办法满足各项条件，而在政府职能部门审核通过继续我行我素，只有加强监管力度才能从根本上规范企业市场行为，实现市场的健康发展。 具有相似观点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责任教授蔡继明，他在我国电动汽车发展方面也曾提议，降低电动汽车研发及生产的准入门槛，让更多有能力的学校或企业能够参与进来，提高产业的商业化程度，以促成电动汽车走上“低成本、高性价比”的路线。 2013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宣布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负责人表示，在取消和下放的事项中，取消有107项，超过80％，目的就是要尽快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从体制机制上给市场主体松绑，进一步激发企业和个人创业的积极性。取消和下放这些审批事项，决不意味着政府对这些领域放任不管了。政府事前审批的“手”放松之后，解决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无序竞争问题，关键是要把事中事后监管的“手”硬起来。 由此可见，降低门槛并不意味着放宽监管，相反，在准入门槛降低的同时更要紧抓监管。这样不会让一些有创业能力和条件的投资者被关在门外，又能够提高有违规行为的市场主体的失信成本。